1948年底到1949年上半年，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，位于洛川的延安大学一分校迁到韩城，驻原韩城中学旧址（城隍庙）。当时，每天都有大量进步青年前来报考学习。期间，在地方党政部门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下，该校各项工作顺利开展，学员觉悟迅速提高，在短期内为革命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。本文作者为延安大学一分校学员。

艰苦朴素的革命校风

1949年春节后不久，延安大学韩城分校正式上课。学校的给养都需要学校师生自行运输。为此学校准备了一支驮骡队，配备了10头青色驮骡。赶驴的把式个个头裹毛巾，身套坎架，高唱“信天游”，手执棍鞭，赶着驮队浩浩荡荡行进在边区到韩城的山间小道上，不断地为我们送来学习、生活用品，让我们深受感动。

同学的服装由学校发放———都是陕甘宁边区制作的“干部服”———灰色粗布制服、“八角帽”“千针鞋”。大家穿上制服后，还要在腰里扎条布带，鞋上系上鞋带。

大家睡的是地铺，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小米。每天早上，先站队去南河边洗脸，接着是出操、吃饭。每当开饭，炊事员用大木笼蒸出米饭后，就倒在新芦席上。同学们各持碗筷自己去盛；然后8个人围着一瓦盆菜蹲着吃起来。刚开学时是早春季节，菜基本上是熬萝卜片，随着季节变化，学校想方设法为我们增加了一些青菜。

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

延安大学副校长于藻曾来校作过几次报告，在县上的群众大会上也应邀讲过话。分校设有教务处，下编4个大班，有学员200多人。班下设组，我被编在第8班第1组，班主任是唐越，班干事是马栋元，都是青年老师。后来西安与关中各县青年大批前来，又编了4个大班，韩城城里地方容纳不下，一部分师生迁往姚庄村，从此“城内”与“姚庄”就分别称为“一部”和“二部”（我们城内的是二部）。同学们都是热血青年，以极为兴奋激动的心情投入了学习和训练。我们的课程以政治思想教育可为主，马彬老师主讲的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》和张宣老师主讲的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策》两门课开得最早，讲授时间也最长，另外还有《中国国内（抗日）战后形势与我党的方针政策》和《二次大战后的国际问题》等课程。学校还经常增设许多时事专题报告与业务政策的专题报告，此举既提高了同学们的理论知识水平，又激发起大家的学习热情。

每天上午基本上是上大课，课堂设在城里东寺口“群众堂”的大殿里，学员就地蹲坐，膝盖就是课桌。老师在讲台上讲，在大黑板上写提纲，学员边听边记。当时条件艰苦，开学一个多月后，学校给每人发了一个约有八寸高、凳面比书本大一点的木板凳。为了“换脑筋”，在讲一段课后，老师们就教我们唱革命歌曲。下午多是自学讨论。晚饭后还要在校内东边的操场上练习扭秧歌等文艺表演。锣鼓声声，持续不断，有时同学们还扮成各种姿态。虽然天气很冷，但大家都很投入，练得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，但没人愿意停下来。有时下课，我们还排着队，高唱革命歌曲穿过韩城的大街小巷进行革命宣传，引来群众纷纷前来观看。

学校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，让学员尽快提高革命觉悟。老师们将课堂讨论视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模式，鼓励同学们自学和参加小组漫谈讨论。大家一有时间，便挤进学校的图书馆里，争先恐后地补充知识。

当时，全国解放在即，针对革命形势的需要，学校组织同学们参加各种会议，并导入写学习总结的办法，引导学员放下包袱，自觉地向组织说清自己的历史问题，在进一步认清国民党反动派本质的同时，积极贯彻落实为人民服务的思想，建立革命的人生观。

记得1949年北平和平谈判期间，学校给同学介绍了大量的资料，贴在学校东西走廊里，并以《国内实现和平的主要障碍是什么》为题，积极组织同学们进行时事讨论。在讨论过程中，学校师生畅所欲言，气氛极为活跃。最终，大家的意见基本趋于一致：濒临灭亡的反动派，为了求得喘息的时间，装出要和平的样子，企图卷土重来。所以，人民需要和平，但绝不能放松警惕。

在学校的引导下，同学们还经常召开小组生活会。在会上，同学们重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在遇到突出问题时还要召开大型的生活会。记得当时文工班有4名学员因违犯组织纪律和生活纪律，对此文工班召开了大型生活会。会上，犯错误的同学主动做了检讨，同学们本着团结互助的原则，坦诚相见，对他们认真批评帮助。会后，这几名同学轻松愉快地回到原来的岗位，照常演戏，和大家相处融洽。

此外，学校还按照学以致用的方针，派同学们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，比如到集会、街镇和附近村庄宣传、讲演并进行文艺表演等。

在文工班的学习和工作

1949年4月，学校将一部、二部中爱好文艺宣传的同学们选拔出来，单独编为文工班，我也被编入其中。班主任是李景生，班干事是张炜。

文工班成立后，单独住到文庙里。马彬老师在成立后的第一次班会上给文工班作动员，勉励我们在党的领导下，努力为工农兵服务。记得当时，他指着文庙大殿上空悬挂着的“斯文在兹”的大匾说:“我们是一支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军队，我们在这儿学习、排练、宣传革命道理，这也是‘斯文在兹’啊！”他风趣的讲话，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。

文工班学习的文件主要是毛泽东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开始了革命现代戏的紧张排练，大型的剧目有三部：《穷人恨》《关中血债》《坚持到解放军来》，中短剧目还有《你看我是谁？》《军民一家》《黄土冈》《探黑点》等。当时，设备非常简陋，乐器多由乐队同志自备，有的是从数百里外的敌占区搞来的，其余的则是找材料自制，衣物道具全靠向当地群众借。后来总校送来了两个降落伞，是敌军空投物资时被我军缴获的，我们如获至宝，立即动手裁剪缝制，改成两块方形的侧幕。

1949年四五月间，我们开始了紧凑的演出活动：先在校内为师生员工演出，听取意见，进行改进；不久又在大操场为韩城群众演出。记得在大操场的一次演出中，由于演得过于逼真，台下的观众看得“怒不可遏”，有人竟拿砖块向演“狗腿子”的演员徐仲恭砸来，幸亏他身手灵活，不然可能受伤。担任舞台服务的徐伯恭连忙登台解释，才平息了观众的“愤怒”。解放军华北十九兵团在禹门口渡黄河时，我们接受学校命令，立即赶往当地，为即将前往大西北的指战员做慰问演出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

后来，我们又前往周边地区，为野战军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做巡回演出。在柳枝等几个村慰问伤员演出时，同学们利用演出间隙，前往病房，走访了战斗英雄、重伤员，并向他们表示慰问。

尽管演出活动繁忙，每晚演出结束时都是深夜，但同学们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，从无人叫苦叫累。同时，在演出期间接触到的人和事也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发。记得野战军后方医院有位同志，把拼刺刀英雄刘四虎的光荣事迹编成剧本。这部剧也是我们要排演的。我们在医院慰问演出时走访了作者，请他谈了创作的经过和感受。作者特意为我们每个演出者谈了意见，使同学们对人物的理解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。

西安解放后，学校一部、二部同学同时毕业，大家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学校，前往各自新的工作岗位。我们文工班“集体分配”，光荣地成为延安文工团团员。没几天，我们接到上级命令，告别了学生生活，打起背包，带着服装、道具，跟随大军向大西北乘胜进发。

（本文由陕西省韩城市政协文史委整理）